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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学离不开高远的想象力

时间:2016-07-03 00:01 来源: 作者: 点击:

  作者: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罗志田

作曲者可以于无声处表意,画家可以不着笔墨而传神,史家亦然——

史学离不开高远的想象力

  以我的陋见,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,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装上翅膀,可以翱翔于学术、知识和思想的宇宙之中。在各学科中,历史学尤其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。遗憾的是,一般人的看法,史学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(一位史学出身的杂志主编曾如此对我说)。这应该引起我们这些教史学者深思反省。此事要紧,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见解,看看过去关于史学与想象力的关系有些什么看法,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。

  史学无需想象力的看法素为非史学者所相信,钱锺书曾半带挖苦地说:“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,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,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,算不得考据;或者变成不安本分、遇事生风的考据,所谓穿凿附会。”在他看来,“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,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”,这是“它的艺术的责任”。简言之,“考订只断定已然,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不妨说诗歌、小说、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”。

  钱先生是读集部书的大家,今日也有人在发掘其史学方法。然而集部书中究竟“文学”成分多些,曲传人物“未吐露的心理”,尤为钱先生最所擅长。不过,当年学了唯物史观的郭沫若曾特别强调,他们的古代“批判”与胡适等人的国故“整理”不同:胡适等只要“实事求是”,他们却要在“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”;胡适等的整理只能“知其然”,而他们的批判则要“知其所以然”。不论郭沫若对双方的判断是否准确,史学不仅“断定已然”,更要探寻“所以然”,应当是不错的。

  梁启超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偏史学,他说:文学和史学,看似关联密切,其实两者“各走不相同的方向。史学最重科学精神”,而纯文学则“都是超科学的,都是全靠想象力”。正因“文学家最重的是想象,神经太健康的人,必不易当文学家”。在梁启超的时代,“科学”受尊仰的程度不输于今日。梁氏自己也曾提倡小说革命,并写过小说,后来则更多从事史学。以常人的眼光看,“神经太健康”而近于“科学”的人,恐怕太过无趣,却正是一些史学中人和史学之外的人对史学的“想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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